劉忠軍:與3D打印相遇的“偶然”與“必然”
劉忠軍教授與3D打印模型
最近幾年，不論是繁忙的臨床工作，還是參加各種學術會議，甚至在履行人大代表職責時，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的骨科主任劉忠軍談論最多的話題都是3D打印技術。
一名骨科外科醫生，一項相當酷炫的新技術，兩者看似毫不相干，卻在劉忠軍的世界里，結合得完美無缺。
從世界首例3D打印的人工定制樞椎，到世界首例3D打印人工椎體，劉忠軍帶領團隊在骨科領域，尤其是脊柱外科，攻克了一個又一個世界難題，取得了令人艷羨的成績，更是引來國際同行的圍觀點贊。
而這些成績，在劉忠軍看來，他只是踐行了一名醫生的職責——治病救人。
善于提問
如果說從大學畢業進入北醫三院工作，從一名小醫生到全面執掌骨科大局，劉忠軍憑借的是一股對職業不懈的追求與滿腔的熱情。那么，當這種熱情逐漸轉變成責任與擔當的時候，探索臨床科學研究，解決病人的病痛便成為他詮釋一名臨床醫生的最好途徑。
從國內第一個引進頸椎前路帶鎖鋼板內固定技術，到全國率先開展胸腰椎前路內固定技術；從鉆研頸椎疾病微創手術治療，到推廣脊柱腫瘤的根治性治療；從獲得部委的重點項目基金，到擔任國內外骨科領域學術期刊的要職……劉忠軍憑借執著的創新能力與踏實的奉獻精神，取得了非凡的成就。
但是，他并沒有滿足這一切。
“臨床上，幾乎每個病例都有自身的獨特性，都需要我們因人施治。而也正是這種病人與疾病的差異性，才推動我們去思考更多的臨床問題。”劉忠軍認為，優秀的醫生只有具備提出問題的能力，才能更好地解決問題。
而劉忠軍正是善于提出并思考一個個臨床上的“為什么”，才使得3D打印技術與骨科有了“美麗的邂逅”。
過去，骨科通常使用空心圓柱體的鈦網作為植入物，解決骨骼支撐的問題，但是鈦網穩定性欠佳，可能會出現塌陷的現象。對此，劉忠軍帶領團隊不斷與工程技術人員交流溝通，尋求新的解決方案，但卻始終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。
恰逢此時，3D打印技術進入了劉忠軍的視野。
“3D打印技術可以做成任何形狀、任何結構的金屬物品，如果能利用這種技術，我們做成臨床上需要的形態，不就很好地解決了難題了嗎？”基于幾十年的骨科臨床經驗，他敏銳地發現了兩者的關聯性，經過跨學科、跨領域合作，歷經多年的研制及臨床觀察，他帶領團隊研制的3D打印人工髖關節產品、3D打印人工椎體產品相繼獲得CFDA注冊批準。
而經CFDA注冊批準的3D打印人體植入物，目前我國僅此兩項。即便放眼全球，這項技術也屬于領先地位。
迎難而上
鮮花與掌聲的背后夾雜著汗水，創新與探索的過程中質疑聲也在所難免。作為一項新的工藝，3D打印技術應用到醫學領域更是如此。
“熟悉骨科的醫生可能并不了解3D打印技術，而掌握3D打印技術的人也可能并不知道它能應用到醫學領域，畢竟3D打印技術最開始并不是為醫學研制出來的。”劉忠軍認為，正是多學科的交叉融合，才有兩者的“聯姻”。
但這種新的設想啟動實施的時候，質疑往往大于信任。
“新技術、新工藝、新植入物，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安全性的問題。”劉忠軍說，雖然3D打印的植入物使用的材料與過去傳統工藝選擇的材料一致，都是鈦合金，但依然會有人提出質疑：不同工藝生產的植入物強度是否發生了變化，會不會在人體內產生新的反應、造成新的危害等。
而這，劉忠軍認為還不是最難的。
“最難的是專家提出質疑背后，沒有給出太多積極建議，甚至都提供不出基本的標準可以參考。”劉忠軍也非常理解，一項新的技術產生必然要經歷這樣的過程。但他比較著急的是，歐美等國家在這方面的政策相對寬松，而我國則需要經歷漫長的審批過程。這就會導致“國內先有想法，拿不到產品，國外后有想法，卻早已經上臨床”的局面。
于是，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劉忠軍一再呼吁，要解決科技創新在政策、法律方面的瓶頸問題。“在保證安全、科學管理的前提下，將醫療科技創新產品盡早推向臨床，惠及患者”。
欣慰的是，政府的相關部門已經著手解決這些問題，也制定出相關的法律法規。但劉忠軍希望“步伐再快點”，“3D打印技術應用到醫療領域，全世界幾乎在同一起跑線上，現在就是誰走得快，誰就在前面，而誰走得慢，自然就落在后面，我們不能痛失這個機遇”。
惠及患者
不可否認，3D打印在技術上優勢明顯的確是劉忠軍為之動容的原因之一，但更牽動他內心的是科技能夠給老百姓帶來便利的同時，還能推動醫療器械國產化局面。
以骨科為例，內植物大約占據病人住院花費的2/3，“如果將3D打印全方面應用到骨科，并且實現產品國產化，不僅能夠大大降低醫療費用，還可以加速國產產品的更新換代。”劉忠軍說，相比傳統工藝產品，3D打印產品可以省去很多工業流程，只要把相關數據輸入到程序中，就能實現一步成型，節省了大量的人力成本，或許還可能實現產品零庫存的目標。
但劉忠軍卻不急于進行新技術推廣。
“剛開始，新技術還是應該交給一些資質相對比較高、有科研能力的醫療機構進行研制與應用，并且要與已經具備了生產傳統醫療器械資質的企業合作，共同研發產品。”劉忠軍認為，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保證病人的安全與利益，“如果隨便一個醫生、隨便一個工廠都去做，這樣就可能存在風險。”
針對社會上有傳言“以后能3D打印一個肝臟、一個心臟”等說法，劉忠軍覺得過于樂觀，“這或許得幾十年之后才能實現”。
比如一個肝臟，里面除了有肝細胞，還有其他細胞、膽管、神經支配系統、淋巴系統等，怎么去構建各種各樣的結構，并且讓細胞保持活力，這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。
心系國家
先進的技術、超前的理念，再加之患者的期盼，更讓劉忠軍決心把3D打印這件事堅持下去。
“作為醫學科學工作者，我們的最大責任就是用科學解決臨床問題，立足于患者的需求，為患者提供最佳的診斷和治療。”劉忠軍說，立足于整個國家的醫療需求，既要有高精尖的基礎研究，也要有短時間就形成產品的臨床實用技術，可以服務臨床、普惠患者。
但很長一段時間，我國在科研基金項目申請上，卻沒有很好地照顧到臨床。可喜的是，今年科技部的很多科研項目已經開始向臨床上傾斜。劉忠軍也榮幸地拿到一個增材制造（即3D打印）與個體定制化醫療內植物研究開發的重大專項。項目甚至明確要求“由臨床醫療單位的專家牽頭”。
“政策的利好，我們醫學科學工作者更應該牢記自己的職責，清楚自己所處的地位，把自己所做的事情與國家需求聯系到一起。”劉忠軍一直牢記科室的科訓“厚德仁術，求是創新”。
此外，作為交叉學科的受益人，劉忠軍還特別對醫學生的教育提出自己的想法：過去我們注重醫學知識的傳授與學習，但從當前發展形勢來看，確實應該多學習一些看似與醫學無關的課程，或許對未來職業發展更有意義。
“機會總是偏愛有準備的頭腦。當機會來臨的時候，你根本都無法識別這是個機會，那只能與機會擦肩而過。”看似劉忠軍與3D打印技術的相遇是一種“偶然”，其實是他善于思考臨床問題的“必然”。
(責任編輯：admin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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